人和其他动物比，有骄傲的资本，但不可否认也有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天形成的，有的可以改变，有的不可改变，历史条件变化时，有的不可改变可以变为可改变，反之亦然，每个时代的可能性空间都不一样。能够明辨两者，也算一种智慧了。
我们在生活中遭遇的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它的历史路径，包括了它的诞生、成形、发展、衰落，事物和有机生命在发展历程上差相彷佛，因为有机生命也得从属于客观世界的事物发展规律，只不过它因为有形，容易被我们观察到。也许所有人类可以认知到的事物本质上都是一个——概念事物——事物的历程和人类整体对概念的诞生发展忘却的历程紧密相关。
人哂笑鱼的记忆只有几秒，而站在历史尺度上看，人也不遑多让。
为什么说历史总是在押韵，因为历史评判事物的时间尺度比人更长，很多时候，随着当时人的去世，对当时事物的认知就不可避免地从人类的整体认知里永久性地丧失了，好比胶卷放映到了下一帧，上一帧就消失在历史的迷雾里了。知识/制度传承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缓解，但信息传递总是失真的，时间一长，难免似是而非，沦为鸡同鸭讲。最后难免原地画圈。
我们出生时，已经有巨量的事物先我们而存在，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的杳无音讯，有的剩只言片语沦为传说，有的剩残骸供人凭吊，有的正在高歌猛进，有的在悄然孕育，有的不温不火，有的已经日薄西山。而我们就被包围在大大小小有形无形事物的发展历程里（站在文明的肩膀上），很多时候浑浑噩噩，无法理解事物的存在与联系，也无法理解一些事情发生的必然性。
下面开始说人话 ^^
这篇来自《见证重大改革决策》里的《亲历分税制改革》，被采访对象是姜永华，时任财政部地方预算司副司长。
财政是现代国家运转的发动机，没有财政，什么事儿可能都干不了。想干多大的事，就要有多大的财政能力。在分税制之前，国家实行的是包干制，就是地方上交一定数量的税收给中央，余下部分都归地方。存在的问题是，中央拿不到地方的增收，改革开放用钱的地方非常多，财政逐渐入不敷出，中央甚至两度向地方借钱。而无钱的地方发展困难，有钱的地方越来越坐大，也容易导致地方封闭，甚至影响中央权威——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历来是国家治理中无法回避的紧要问题。
分税制改革中包含三种税：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中央税完全归中央，地方税完全归地方，共享税则按75%归中央、25%归地方进行分配。
税收返还、转移支付（1995）、国税地税，就肇始于此。
根据新税制，（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属于共享税，卖地收入则属于地方税。
分税制使得中央财政得到大大加强，地方财政被削弱。因为地方财政的削弱，后续又引发了关于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的讨论。
分税制也是形成今天地方对土地财政依赖的一个重要推手，不过这事吧，当时谁又能料得到，朱总还是很值得尊敬的。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