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读史使人明智。
我们每个人虽然只能生存在此刻，但生存的一切信息都发轫于过去。历史如长河，个人虽然只是一朵不起眼的浪花，但正确地认识过去、感知历史，仍然具有其价值，特别对于如我这样的人，理解当下，摆正自己在历史、社会、人生中的位置，结束社会流变中自我认同的漂泊感，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需要。
当东方的瓷器、茶叶随着洋流到达西方宫廷贵族的案头，当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带回去遍地黄金宝石的传说，当传教士风尘仆仆地来到东方播撒耶稣基督的荣光，当航海技术的发展应和着西方人对财富的贪婪驱策着拉开地理大发现的帷幕……这是东方与西方，两个文明相隔几千年后的碰撞，自此，两个文明各自独立地看待外部世界的历史结束了，两个独立的视角也逐渐融合为一个视角——全球化的视角。
东方，从始皇帝统一六国设立郡县制开始，天下一统开始扎根人心，『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圈，以一家族为统治阶层，辅佐统治阶层的为熟读儒家经典的官僚阶层，而民众阶层则以家族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族田、族产、族人、族学、族老。朝廷以孝治天下，讲究德行，地方官长号为父母官，而皇帝则是天下人的父母，天地君亲师，对皇帝的尊奉还在生身父母之上。有乡贤，有地方豪强，有『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斥工匠技艺为奇技淫巧，士农工商，工算是下等工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通过科举考试，从社会各个独立单元中吸纳有才干的人为士，去进行管理人或者管理儒家典籍的工作，勿使他们去想别的。土地是最最重要的资源，洪水、大旱、瘟疫是最可怕的自然灾害，天空是最神秘的且与皇权干系重大的领域，每当彗星经过，就如临大敌。王朝崩灭，群雄逐鹿于大地，新朝崛起数十或数百年而又崩灭，周而复始。上层建筑有周期律，而下层则相对稳定，很少发生变化。
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城邦与长老会，各种不同种属的野蛮人战争，基督教源远流长，而反对思想钳制的哲学也一并发轫。神权与王权，宗教与哲学，历史就在这许多的二元之间左右摇摆，衍生出许多可能。为了论证主的完美，增添主的荣光，却捣鼓出了科学，亚里士多德、牛顿、达尔文，继而引发了工业革命，商业日益繁荣，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从大陆视角向海洋视角的转变，欧洲大陆上区区西班牙和葡萄牙却在汪洋大海中赚得盆满钵满，称雄海上，引领欧洲诸国开启全球掠夺的时代，非洲、美洲、亚洲、大洋洲，最终各国凭借这次历史机遇，完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进入发达资本主义，指导全球秩序的构建。
而我们的近代史，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
在明朝那会儿，航海技术其实是相当先进的，明成祖曾多次派郑和下西洋，当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宣威及寻找建文帝，和以后西方的大航海在动机上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航行的地点不太远，后续甚至直接废弃了。这时候就有基督教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了，最有名的是利玛窦。其时耶稣会会士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像汤若望这些在明朝就已经是钦天监监正。到了清朝建立，康熙对西方的科学、数学也很感兴趣。但与西方的交流也就仅止于此，毕竟传教士并不是专业的科学家、数学家或者其他门类的专业人才，主要兴趣还在于传教。
其时西方各国已经逐渐和中国开始了接触，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的商人纷纷杨帆而来，但这些交流都是非官方性质的民间商业行为，这些商人也多不是善类，再加上衣着相貌、生活习惯、行事观念的差异，与当地居民及相互之间矛盾不少，官方也嫌麻烦，委托广州十三行统一管理洋商。为了建立同中国官方的正式贸易关系，英国在乾隆朝第一次派遣正式使节马嘎尔尼来访中国，《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就是从使节团的角度详细记载了这一次访问的经过。当然也正是从这些正式的来访中，西方国家从马可波罗时期起建立起来的对东方富庶文明的浪漫主义幻想逐渐褪去光彩，跌落神坛。
读这本书可以管窥当时清朝的心态，其实也是当时中华文明的心态——天朝上国。早在诗经中就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即中央之国，是文明的中心，周围为属国，如朝鲜，属国向中央之国纳贡，表示臣服，而中央之国则向属国提供保护，并通过册封来确定属国统治阶层统治的正统性，这一套称为封贡体系。绝大部分时候赏赐礼物的价值都超过了纳贡礼物的价值，从而体现出天朝上国的气度和物产丰饶。从防守策略上来说，中央之国的外围为属国，再外围为夷狄，通过属国与外围的夷狄建立隔离带作为缓冲。当时荷兰人、葡萄牙人被称为红夷，就是这一套看待世界逻辑的体现，至于英国人，则被称为英夷。所以马嘎尔尼的来访，只是被清朝官方解读为英夷仰慕天朝上国风范的一次进贡，和历来其他属国、夷狄的进贡并无不同，当然实质上也就不会怎么去特殊对待。对于小邦使节觐见皇帝，向来是要行跪拜礼的，所以在清朝和西方各国打交道的早期记述中，不时可以看到关于要求使节行跪拜礼而使节不从的桥段。
试想，如果当时来访的确实只是一个风俗不同的小国，那清朝即使在后续的交往中延续这样的交往方式也不会招致什么恶果，看起来并无不妥。但这次不太一样，来访的是完成了向工业文明蜕变的西方国家，一幕大剧才刚刚拉开。西方诸国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已经比东方领先了，虽然这一领先也并不是朝夕间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轫，但在东西方遭遇的这一刻，我们就只能看到它领先后的这个形态——谁能突破几千年的地理限制，率先发起接触，就说明谁是处于领先的。当西方文明开始强行进入东方文明的视野，东方文明需要面对、理解和经历的世界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靠以往的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以现在的标准，对比西方国家，当时的清朝似乎处于昏睡状态，但单以东方王朝的规律来看，清朝不过是走在它正常的发展轨迹上，逐渐陷入又一个循环而已，所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个西方文明因素。
和西方遭遇，意味着几个变化：
1）西方各国商人能成群结队扬帆万里而来，就说明国家力量也能远程投送过来，对一向着眼于陆上而海上力量孱弱的清朝来说，意味着国防上的极大落后，清朝也正式被从陆权时代拖入海权时代，被海权强国压制；
2）西方国家注重商业贸易，包括多次遣使也是希望建立官方的贸易交流渠道，而在东方文明眼里，商业基本属于贱业，是被官方打压，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东西方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矛盾非常尖锐，而西方不可能放弃已经近在咫尺的利益，结果必然是一方的屈服，蕴含的更深层次的矛盾是，一方主张压制人欲，而另一方主张发扬人欲；
3）西方经过了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足以碾压还处于中世纪农业文明水平的清朝，对自然的认识，对自然力量的运用都不是清朝可以比的；
4）清朝还处在『正常』的东方中央王朝思维里，自大傲慢，没有能够认识到世界图景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
5）在西方的多国格局里，各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主权平等，有外交，而清朝是大一统的国家，没有过外交事务，只有夷务，必然手忙脚乱；
6）西方多已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而清朝政权还在排汉，朝堂、民间的认同也不统一，力量分散；
7）清朝延续了重视治人的传统，而现在则需要转变到重视自然科学，尊重自然规律的科学思维上。
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文明的冲突？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甲午海战、革命，一系列的事件下来，清朝终于寿终正寝。但是还没有交出让时代满意的答卷，而后又经历国民政府、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内战，终于算是建立起来了现代国家。
仔细思考，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在继续，从1912年清朝败亡到今天也不过100多年，科学思维、独立思考、对公平的共识、公民社会的构建还有待继续努力，我们在努力转变和进步，世界也在继续演变，时刻注意不要固步自封、囿于一隅，观察学习过去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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